湘西剿匪记

战役落幕之际，部队稍作休憩，转眼便至中秋九月。我四十七军随即接到命令，继续向南推进。至月底，我军已抵达湖南的常德、慈利、石门等地。步入十月初，为了支援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部署，并确保四野主力在衡宝地区的作战侧翼安全，军委下达指令，要求四十七军挺进湘西。任务是消灭驻守大庸的国民党第一二二军，并负责经营湘西，剿灭匪患，建立政权。

大庸县，即今日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张家界，坐落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北部，毗邻澄水上游，是通往湘西地区的关键通道之一。该县始建于明代初期，后于清代更名为永定县。1914年，名称再次更改为大庸县。1988年，大庸县升格为省辖地级市，命名为张家界市，下辖两区两县，其中原大庸县则演变为永定区。

宋希镰自宜昌渡江南撤后，以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身份率残军退守巴东、慈利、大庸地区，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大庸是宋希镰部扼守的重要据点之一。驻防大庸的国民党第一二二军下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共6000余人。军长张绍勋根据宋希镰的战略意图，在慈利、大庸一线布防。二一七师负责防守大庸城。敌人除了利用四周的山地和澄水作屏障外，还构筑了一道六七里长、一丈多高的城墙，修筑明碉暗堡，控制全城;敌三四五师布防于大庸以东澄水沿线的溪口、岩口、狗子娅一线;军统特务、一二二军高参金亦吾，带“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 2000余人，驻三岔口、小坪、大坪一带。敌人在大庸一带形成相互依托的防御体系。不久前，他们又得到国民党的空投补充，弹药、食物充足。

根据敌情分析，军长曹里怀下达指令，令一三九师自慈利启程，沿澄水两岸展开攻势，直指大庸城，实施正面作战；一四一师则从石门出发，朝九溪、桑植地区进发，旨在遏制鄂西宋希镰部的主力增援，确保一三九师左侧翼的安全，同时切断敌军逃往川、黔的退路；我团则从沉陵出发，巧妙插入大庸城西侧的东山坪、后坪一带，封锁渡口，阻止城内残余敌军渡过澄水逃往永顺。

限16日拂晓前抵达指定目的地。

自沅陵至大庸后坪、东山坪一带，全程约莫百公里路程。为提升行军效率，确保准时抵达既定地点，我下令一营营长冯殿元率领所部弃置行囊，轻装上阵。同时，我指派紧随其后的三营并入一营指挥序列，要求他们不计一切代价，务必准时抵达目的地。

在部队启程之际，我预知山路的崎岖难行，因此特意挑选了一匹擅长翻山越岭的湖南小马作为坐骑。然而，当我们攀登熊碧岩的峭壁时，不幸发生，马匹前蹄失稳，踏碎了一块崖边的石头，导致自身重心失衡，坠入悬崖。幸运的是，我并未骑在马背上，只是被马缰绳轻轻一拉，险些随马一同跌落。从四都坪向北延伸的山路愈发陡峭，许多地段几乎成了悬崖峭壁，路径稀少，战士们只能全神贯注，手脚并用，侧身迂回前进。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终于跨越了熊碧岩，于16日拂晓准时抵达目的地。我随即下令部队沿水岸边一字排开，迅速构筑防御工事，严密封锁渡口。

我军刚抵达阵地，便听见大庸城内枪声震天，标志着总攻的号角已吹响。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大庸方向枪声逐渐稀疏，一三九师成功攻克了大庸城。随着天色渐亮，残余敌人士兵惊慌失措地从城内逃窜，其中不乏一些伪装成平民的敌军。

敌军抵达渡口之际，未曾稍作对岸澄水的探查，急切之下，不顾一切，纷纷跃上渡船，奋力划桨，驶向彼岸。敌军一踏上岸，便悉数陷入我团精心布设的伏击圈中，百余人尽数沦为我们的战俘。

在这场激战中，我军四十七军成功全歼了大庸驻守的一二二军，生擒了军长张绍勋、二一七师师长谢淑周、三四五师师长黄鼎勋等将领，以及五千余名士兵。副军长丁树中因前往四川招募新兵而未能及时赶到，幸免于难，侥幸逃脱。

我军攻克湘西门户大庸后，随即发起剿匪行动，着手治理湘西，为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铺设了道路。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与政委周赤萍受命率领军部以及一四零师、军直属炮兵团、教导队入驻沅陵，并在此成立湘西军区，该军区隶属于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领导，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曹里怀和周赤萍分别被任命为湘西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自唐元和年间起，直至宋明各代，贼患频仍，屡次侵袭沅州。尤其是清末，匪患更是层出不穷。”

永顺一带共有匪徒逾三万，其中陈子贤所率领的暂编第一军，下辖暂四、暂十一、暂十二师等部队，以及田植的暂编第三军，下辖暂二、暂五、暂十师等股，他们分散而盘踞于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保靖等县的大部分区域。

沅陵境内，匪徒总数逾两万人。其中，张玉琳所领的暂编第二军旗下，设有暂六师、暂七师、暂八师、暂九师等，另有龙汉奎、徐亚南、聂焕章、周开宣等42股匪徒。除了淑浦、沪溪、永绥三县已成功解放，以及沅陵、辰溪公路沿线区域外，其他地域及麻阳、乾城、凤凰三县均被匪徒所把控。

在会同地区，共有匪徒约三万人。其中，参与集股活动的势力包括伪国大代表龙怀林所属部队以及国民党忠勇救国军杨永清部等共计49股。除了怀化、芷江、晃县、洪江、安江等城镇已被解放军攻克外，其余地域均沦为土匪的巢穴。

此外，约有两万多名土匪，他们以小股为单位，四处流窜。

湘西之地，匪患猖獗，其根源与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湘西的地理条件尤为适宜土匪出没。武陵、雪峰两座山脉蜿蜒穿过湘西腹地，境内山脉连绵，峡谷交错，地形极为复杂。大庸地区分布着八六十四坪，桑植则藏有八六十四洞，永顺则有AA六十四岭，诸多区域尚保留着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风貌。

次之，地处偏远，交通不畅，当地民众生活贫困。加之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众多土匪头目兼具地主恶霸与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双重身份，“官”、“绅”、“匪”三者相互勾结，亦相互争夺，各自割据一方，称霸一方。

第三点，涉及世袭传承，匪业传承三代、四代，甚至十代有余，以劫掠为生计者众多。

第四，具有广泛性。湘西地区原本土匪众多，加之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养匪害民”政策，对匪首进行封官晋爵，致使不少乡保长、地主以及帮会首领亦沦为土匪之列。

第五点，便是坚决抵制反动势力。土匪原本即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力量，其核心成员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及散乱的士兵，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操控，其反革命的根性难以彻底改变。

第六点，其社会基础之深厚不容小觑。这片土地不仅被地主、恶霸和官僚所把持，更受到家族、帮派及宗派势力的有力支撑。湘西地区土匪横行，广大民众世世代代遭受着他们残酷的剥削与血腥的统治，苦难深重，田园荒芜，生灵涂炭。

我军进驻湘西初期，大约自十月上旬至十一月初，面对二野雄师压境，湘西各路股匪在强大军威与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纷纷选择向我军投诚。短短一个月间，投降的土匪包括湘西总队、“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一军副军长汪援华与武思光等部，总计超过一万二千人。此外，一些匪首如暂编第七师师长胡震、暂编第八师师长石玉湘等，也纷纷派遣代表与我军取得联系，表达了愿意接受解放军领导的意愿。

“张平一出，日月无光；张平一至，草木不生；张平一现，九死一生。”当大军逼近之际，张平狡猾地躲藏在自己的老巢李家洞，还算机智。

十月中旬，遵照上级指示，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率领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与二野协同入川作战。在此期间，湘西地区仅保留了我军的直属部队以及一四O师。一四O师的主力部队，即四一九团和四二O团，部署于芷江、辰溪、怀化一线，负责守护县城及公路两侧的剿匪任务，确保了水陆交通的顺畅安全；而我所率领的四一八团，则驻扎于酉水北岸的王村古镇，随时待命。

大军主力入川后，张平便在李家洞召开恶霸、乡保长会议，组织所谓民枪民兵，疯狂杀害为解放军当向导、纳公粮的老百姓，袭扰过境小部队，对湘川公路交通构成威胁。他还四处扬言要攻打沅陵，消灭中共湘西区委、行署和湘西军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地人民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救他们。

为确保湘西区委和行署的安全，以及湘川公路的畅通无阻，湘西区剿匪总指挥、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命令四一八团迅速展开行动，即刻剿灭张平匪部。

10月20日，我率领一、三营自驻地启程，穿越酉水，向古丈县罗依溪地区进发。李家洞，位于罗依溪，不仅是张平的发祥地，更是他的藏身之所。翌日，抵达罗依溪地区后，我立即下令部队封锁道路，严密监控敌情，并亲自带领两营干部对地形进行细致勘察，确保占据关键位置。

三营正面直取古丈县城；一营则隐蔽迂回至县城东侧的桃江溪与高望界一线，旨在切断县城与匪巢李家洞的联系，同时围堵企图逃回匪巢的土匪，并趁机突袭匪首张平的藏身之地。

不料消息走漏，导致部队扑了个空。土匪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分散潜藏于深山密林之中。于是，我命令一营原地驻守，监视匪情，而自己则率领三营进军县城。县城的居民纷纷走上街头，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共同庆祝解放的到来。在县城，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民众参与，揭露土匪的罪行，并向他们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的决心。

翌日，我率领部队再度对张平匪窝——李家洞展开围剿，却再度遭遇了扑空的结局。紧接着，我下令部队在李家洞周边的山岭持续搜查数日，遗憾的是，仍未找到任何土匪的踪迹。

经过数日的剿匪行动，我对土匪的起源、栖息地以及各帮派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也开始对围剿土匪的战术策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我作出决定，暂停进剿行动，将部队分散驻扎于古丈县城、罗依溪、李家洞等地，积极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夯实群众基础，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古丈县，我们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由四十七军剿匪指挥部秘书、一四一师宣传队队长张凤侠（后更名为张侠）担任代理县长，着手开展建政工作。

不久，我团一营接到指令，前往沅陵县酉水西岸的乌宿镇执行剿匪任务。该镇地处古丈与沅陵两县交界，战略位置十分关键。一营在此驻扎，具备极佳的机动性，既有利于对张平匪部的围剿，又能有效守护沅陵县城，确保湘西行署、湘西军区等党政军机关的安全。

在某个日子，营长冯殿元前往沅陵向上级领导汇报事务，暂居于民宅之中。房东见其官阶不低，便主动询问是否能够协助解决一位意图投降的土匪缺乏途径的问题。冯殿元欣然应允。翌日，房东与匪方保安第五师（师长为颜梧，兼沉陵警备司令）的一位团长取得联系，并商定在山间一庙作为会面地点。冯殿元在指定地点与匪方进行了两次对话，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军的政策。随后，匪方团长在约定的时间内带领部下投降，并上交了超过250支各类枪械。

随后，我再度集结部队，对古丈县李家洞的张平匪部发起了两次袭击。首战虽未能如愿以偿，但次战我军一发现匪踪，枪炮齐鸣，土匪顿时四散而逃，纷纷躲藏于深山老林之中。一营于李家洞驻扎了一夜，并派遣兵力在周边山岭展开搜索，遗憾的是，依旧未能将匪徒捉拿归案。

在这一阶段，我团因初涉湘西，对当地情况尚不熟悉，且剿匪作战经验不足，在多次围剿张平匪部的行动中，均未达到既定目标。然而，随着我军的持续进剿，对张平匪部造成了重大打击，有效遏制了其嚣张气焰。这对于保障川湘公路的畅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10月下旬，曹里怀军长果断作出决策，将四一八团纳入入川作战的行列。

刚踏向西行的征程，四十七军负责留守湘西、负责剿匪与建政的副军长晏福生急切地向军前方指挥部发出电报，紧急要求四一八团留守原地，接替原一三九师与一四一师所承担的沅陵、永顺两地的守卫职责，尤其是两地区公路沿线的剿匪任务，以确保道路的畅通无阻。

沅陵地区下辖玩陵、沪溪、辰溪、乾城、永绥、凤凰、淑浦、麻阳等八个县；而永顺地区则包括永顺、大庸、龙山、保靖、桑植、古丈六个县。鉴于巩固后方以及保障川军补给线的必要性，军首长决定将四一八团驻扎于湘西地区。

随着我军主力进军四川，湘西的局势愈发紧张。原先驻扎于此的四野、二野的庞大部队，已陆续开拔至广西、贵州及四川等地；在湘西的二十余县范围内，几乎仅剩下一四零师孤军奋战。

面对当前的局势与肩负的使命，四一八团党委召开会议，深入研讨未来的剿匪策略。我们深知，在匪徒众多而我方兵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确保关键目标的守护，方可圆满完成既定任务。经会议讨论，最终决定由二营及团直属部队进驻辰溪县，由团政委杨敏同志和副团长陈明友同志统一指挥，负责对该县土匪的剿灭行动，并保障沉陵至辰溪的交通线安全；三营则进驻川湘公路沿线的永绥（今花垣）、乾城（今吉首）、保靖等地城镇。而我营则作为团的预备队，驻扎在玩陵与古丈之间的乌宿，我本人将负责指挥一营和三营，在北线的玩陵、永顺两个军分区的十几个县展开活动。

11月的初期，三营受命接手入川作战的二野部队，从古丈转移至永绥与保靖的交界地带。8日，三营营长张继武带领部队抵达永绥县城；次日，永绥县临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张继武暂时代理县长一职。至11日，保靖县委及县人民政府亦正式设立，由三营副教导员张庆荣担任县长，而一四一师留守处的负责人杨满宏则被任命为县委书记。

15日，二营一个排，经玩陵出发护送地方干部梁如泉等28人到达乾城县城接管旧政权，16日宣告乾城县人民政府成立。这些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之后，立即在当地驻军的护卫下，积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剿匪护路，征粮支前等工作。永绥县还组织各界代表成立了以县长张继武为主任的“永绥县支前委员会”，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

此时，土匪见我军兵力薄弱，更加猖狂地四出活动。他们不仅阻挠我军支前征粮，还扬言要把我军赶出湘西。为此，土匪经常武装骚扰我城镇，袭击我党政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残害拥护我党我军的人民群众，抢劫过往车船和军用物资等。土匪的骚扰，致使我军及新建立的地方党政机关，日夜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湘西区委把机关干部、后方留守人员，甚至正在疗养的轻伤病员都组织起来，发给武器，一面参加发动群众，征粮支前等工作，一面轮流站岗放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11月底，一四一师驻永顺县留守人员遭当地股匪曹振亚、曹子西部围困。曹振亚、曹子西是国民党暂编第五师的正、副师长，有匪约2000余人。副军长晏福生接到一四一师留守的师政治部副主任阎跃庭的告急报告后，令四一八团派兵增援。我立即命令一营长冯殿元带领一、三、机炮三个连，迅速赶往永顺县城。土匪见我援军赶到，被迫缩回老巢。

当一营主力抵达永顺县城的当晚，我们便接到了阎跃庭副主任的紧急指令。我奉命留守，由四二三团副团长张学刚率领，带领部分轻伤病员，前往永顺县西乡组织群众征收粮食。然而，他们不幸遭遇一股强大的土匪，遭到袭击并被团团包围。情势危急，他们紧急请求火速支援。营长冯殿元闻讯后，立刻率领部队出发。拂晓时分，部队终于发现了土匪的踪迹。冯殿元迅速指挥部队展开阵型，命令一、三连以及机炮连的轻重机枪、六O炮等各式武器，集中火力向匪群猛烈开火。在猛烈的炮火下，土匪们狼狈不堪，溃不成军，最终落荒而逃。

永顺县第七区区长一职，由141师留守教导队的张副队长肩负重任。他率领二十余人的区中队，在龙家寨一带积极动员群众。然而，曹振亚、曹子西匪帮却因人数较少而轻视他们，多次扬言要攻占区公所，意图剿灭区中队。匪帮频繁在龙家寨周边掠夺民众财产，甚至一度侵占龙家寨。面对区中队的困境，我团一营受命进驻龙家寨，土匪见我方援军到来，遂不敢再行骚扰。冯殿元还下令一连进驻龙家寨北部的毛坝，与区公所的同志携手，走遍全区各村落进行宣传、征粮、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在辰溪县境内，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盘踞于茶田垄地区的张玉琳匪帮。张玉琳身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的军长，麾下拥有三千余众。他察觉我军在辰溪的驻军力量薄弱，于是频繁派遣小股匪徒至辰溪县城周边进行袭扰。为此，我团二营接到命令，进驻辰溪县城南部的王安坪，负责监控茶田垄一带匪徒的动向，并在副团长陈明友的指挥下，积极发起清剿行动。然而，在首战中，由于轻敌麻痹，我们不幸中了匪徒的埋伏，部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经过友军的支援，我们随后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对茶田垄的张玉琳匪部进行了三天激烈的战斗，最终将其击溃。此次行动中，二营共歼灭匪徒一百二十余人，并击伤了一名匪首。

11月下旬，由队长陶然与副队长胡玉肖领衔的团宣传队，肩负使命，前往永绥县执行宣传与慰问任务，同时协助三营动员民众。任务圆满完成后，队伍乘坐军后勤部运输队的车辆返回辰溪。行至沪溪附近时，不幸遭遇了徐汉章匪帮的伏击。匪徒们用机枪和步枪对车队发起了猛烈的射击，并高呼“活捉他们”，“活捉解放军有赏金”。

匪徒早已在公路上构筑了重重路障，使得我军的车辆无法顺利通行。

宣传队与运输队的战友们迅速跃出车厢，就地寻找掩蔽，手持随身携带的武器，进行反击。同时，他们指挥最后一辆汽车火速返回基地，请求派遣援军。不久，我团五连的一个加强排迅速抵达战场。经过两个小时激烈交战，共击毙、击伤敌人十余名，余匪在慌乱中溃逃。

当时，我所在的团队负责湘西沉陵和永顺两个地区的剿匪及建政任务，涵盖十几个县的范畴。肩负着军事剿匪的重任，我亦需负责地方政权的构建及群众动员工作。团部干部配备尚未完备，我常常仅携两名参谋，在十余个县之间来回奔走，交通工具更是时有时无。日以继夜，休息时间寥寥三四个小时，紧张与疲惫交织。在竭尽全力剿匪的同时，我积极争取了伪政府职员及开明绅士的加入，共同参与地方政府的运作与支援前线的工作。亲身实践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战胜敌人的一大策略。在与武装匪徒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尤为注重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与参与，邀请他们投身协助工作，有效孤立了敌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在实践中，我逐步探索并提炼了一套针对剿匪的战术：对付土匪，不宜采用常规的战斗模式。应当采取集中打击集中、分散应对分散、游击战对游击战的策略，同时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行动中，必须坚决、勇猛、迅速地发起奔袭，即便面临扑空的险境也不退缩。一旦遭遇土匪，更要激发出以一敌十、以百敌千的猛攻气势，力求全歼或重创匪徒。若小部队不幸被土匪包围伏击，则应坚持死打硬拼，等待援军的到来。

在1950年元旦之际，入川执行作战任务的139师与141师相继凯旋，重返湘西。我团遵命从湘西北部的众多县份汇聚至榆树湾（今怀化市），重新融入140师的编制。自此，我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行动。

1949年岁末，我荣幸地被上级委以重任，担任一四零师的参谋长。翌年一月，我依依不舍地与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们及团队告别，前往芷江师部报到，正式开启了新的职责。师长蒋克诚，一位资深的红军老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师部并未配备副师长，因此日常的军事事务主要由我负责打理。鉴于部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机关建设显得不够规范，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尚待提升。我接任参谋长一职后，在全力以赴处理日常工作之余，着力强化师机关的自我建设。我运用在军校所学的知识，并结合苏军的条令，组织参谋人员进行学习，旨在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我也致力于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规范司令部的工作流程，力求提高师机关的工作效率。

入川作战的部队凯旋返回湘西后，军部对剿匪行动进行了重新部署。一三九师与一四一师分别进驻沉陵、永顺地区，设立军分区，肩负起该区域的剿匪与建政重任。我师承担起围剿芷江、怀化、黔阳边境的杨永清、方世雄等匪帮的任务，同时负责经营会同军分区。四一八团回归一四O师后，师的部署随之作出相应调整。四一八团进驻靖县、会同、通道（即俗称的“南三县”）以及绥宁西部；四一九团则进驻怀化、芷江、晃县地区；四二O团则驻扎于榆树湾、安江（今黔阳）、洪江及绥宁北部地区（后根据剿匪需求，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自此，遵照军队的统一安排，我们先后实施了集中兵力全面围剿、区域划分重点围剿、巩固中心区域反复清剿以及与周边地区紧密协作合力剿灭残余匪患等多个阶段的连续作战。在此过程中，我们共经历了大小战斗百余场。至1950年底，湘西地区历经百年的匪患终于被我们彻底根除。

在本年度的剿匪行动中，得益于我军雄厚的实力与精准的政策指导，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自我担任师部参谋长以来，一四零师在剿匪战斗中开展了多次重要作战：一月份，对芷江、怀化以及黔阳北部的匪徒实施了强有力的清剿；四月，集中力量对怀化、黔阳、芷江以东地区的匪患进行了重点打击；九月，发起了对大树坳匪徒的激烈山地攻坚战，并参与了针对边缘地区匪患的持续围剿。

1月下旬，我师共动员了11个营的精锐力量，对盘踞于芷江、怀化以及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彭玉清、姚大榜、方世雄、肖德纯、曾庆明等匪首所率的5000余股匪发起了全面清剿。经过激战，共歼灭匪徒800余人，迫使众多匪徒纷纷潜逃至边缘地带，从而初步打开了芷江、怀化、黔阳、晃县的剿匪局面。至4月底至5月初，我师主力再度集结，集中火力围剿曾庆明、彭玉清、张嗣基、李运忠（绰号李摆子）等几股主要匪徒，成功消灭匪徒700余人，对重点进剿区的匪患给予了沉重打击。

九月，我有幸参与了对大树坳匪徒的攻坚战役，这是我在剿匪生涯中唯一一次与匪徒展开阵地战，其特色鲜明，令人难忘。

当时，湘西剿匪经过全面进剿、中心区重点进剿，已进人巩固中心区、逐步向边缘区进剿的阶段。此时盘踞于芷江、麻阳一带的股匪张嗣基、肖德纯、李运忠等部，经解放军的反复清剿打击，损失惨重，残部在湖南和贵州两省的边境流窜。朝鲜战争爆发后，残匪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响，蒋介石将要反攻大陆，又聚集在大树坳一带，伺机活动。

大树坳，位于芷江西北部，是一个静谧的山村，北接麻阳，西连贵州省铜仁，地处两省三县的交汇之处。群山环抱，林密树茂，地势险峻，曾是匪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于大树坳西南的麻阳坡精心构筑了环形防御体系，设有地堡、交通壕和掩体等设施，凭借地势之险进行固守。为确保安全，土匪们又在茅丛寨山，位于麻阳坡东、大树坳南的位置，构筑了工事，并派遣了匪兵，与麻阳坡形成犄角之势，相互支援。为了与解放军长期对抗，他们储备了丰富的粮食、弹药等物资，企图等待蒋介石的卷土重来。此外，他们在麻阳坡外围，派遣了由蒲老翠、聂焕章等600余人组成的小股土匪，活动于黄双溪、柑子坪、半坡、凉水井等地，以便与麻阳坡相互呼应，并频繁派遣匪徒向我军中心区域发起骚扰，企图诱捕我剿匪小分队。

得知我师警卫营驻守于芷江新店坪周边，正忙于剿匪之际，营长王树才迅速行动，立即与驻扎麻阳尧市、同样肩负剿匪重任的一三九师四一七团三营取得联系。他及时通报了匪情，双方随即展开商议，旨在协同作战，共同围剿这些猖獗的土匪。

在经过精心策划后，9月22日，四一七团三营率先从北向南发起了攻击，而一四O师警卫营则紧接着从南向北展开了攻势。面对我军形成的夹击态势，土匪队伍迅速溃败，纷纷四散逃逸。我军立刻分成两路，展开了迅猛的追击。翌日清晨，部队抵达大树坳地区，发现残敌大多龟缩于麻阳坡、茅丛寨的坚固工事之中，负隅顽抗。

在剿匪部队汇合之际，两位营长再次聚首，共同剖析匪情，商讨针对被围困土匪的作战策略。据悉，茅丛寨由肖德纯匪部一二百人把守，装备有一挺机枪；而麻阳坡则由张嗣基、李摆子等匪部三四百人驻守，配备了一挺重机枪及三挺轻机枪。两地山势险峻，且土匪已预先构筑了稳固的防御工事，若我军轻率进攻，无疑将加大部队伤亡。为此，两位营长经过商议，决定先行将两处山头的匪徒团团围困，同时着手构筑简易工事，加快攻坚准备的步伐，并向上级及时汇报。

往昔剿匪，土匪往往稍遇挑战便溃逃，难以捉拿。然而此次，他们竟敢于坚守阵地，顽强抵抗，这无疑是彻底铲除他们的绝佳时机。

接到警卫营的报告后，我即刻召集参谋们共同研讨对策。经深思熟虑，我决定增派一支步兵连、一个山炮连以及一个迫击炮连，以加强战斗力。同时，我们积极与麻阳的友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取得联系，确保双方能够协同作战。

与此同时，四一七团派遣参谋长钱锡侯率领部分炮兵连与三营并肩作战。

我急忙从芷江县城赶至师警卫营，聆听王营长的详尽汇报，掌握敌情，审视地形。随后，在营部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并部署此次战斗的策略。经过一番讨论，最终作出决策：一四零师各连将负责对麻阳坡发起攻击，而一三九师则负责进攻茅丛寨。炮兵部队也各自承担了明确的责任，旨在摧毁土匪的防御工事及火力点，为步兵的冲锋提供强有力的掩护。

晨曦初露，山巅之上缭绕的薄雾渐渐消散，随之而来的便是总攻的号角响起。

率先展开炮火攻势。我军的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武器对准土匪的地堡、火力点等关键目标，瞬间齐射。一阵狂风骤雨般的炮火，将敌方的防御工事摧毁大半。工事内的土匪非死即伤，剩余的残敌也陷入混乱。炮声稍歇，突击部队便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支援下，同步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师警卫营一连与四一八团三连组成的突击队伍，趁土匪在炮火攻击下晕头转向之际，从麻阳坡东南麓发起了勇猛的冲锋。仅十数分钟，便成功突破敌阵。随后，残余土匪依托残余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战斗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

突击队成功攀登至山顶，战士们随即展开猛烈攻势，手持冲锋枪、步枪与手榴弹，瞬间将顽抗的土匪击溃，致使他们伤亡惨重，剩余之敌纷纷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四一七团的两个精锐突击连正对茅丛寨内的匪徒发起猛烈攻势。茅丛寨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与大树坳村相邻，通往山顶天王庙的道路仅此一条。山道入口处，一座石门伫立，门侧设有匪徒构筑的坚固地堡，此乃上山必经的关隘。七连率先对石门旁的地堡发起了猛攻。在火力支援下，爆破小组迅速将地堡摧毁，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突击部队在浓烟弥漫中奋勇向山顶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八连从茅丛寨东侧的新庄出发，直扑山顶。他们在攻击前夜潜入阵地附近，隐蔽潜伏。随着冲锋号角吹响，他们瞬间跃起，迅猛攀登，迅速突破匪徒的防御线。随后，八连与七连协同作战，成功攻入了敌军坚守的天王庙。

茅丛寨的残部目睹我军攻入天王庙，深知守势已不可为，急忙向茅丛寨南面的山谷中寻求生路。我方在此设伏的部队迅速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山谷中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围剿战。面对绝境，残匪们纷纷放下武器，选择投降。而那些仍意图顽抗的土匪，大多被我军击毙。匪首李摆子及其妻子则在逃入树林的同时，胡乱向我军开火。我军战士紧追不舍，最终在林中将李摆子及其妻子击毙。而从茅丛寨北山坡溃逃的匪徒，则遭遇了我沉陵军分区的伏击，遭到迎头痛击，终被我军全歼。

我军攻下麻阳坡和茅丛寨以后，立即分散到附近的森林里继续搜剿散匪，又俘虏了一些零星的残匪。惯匪头子赵良臣的书记官蒋士林、李摆子的书记官舒杰夫都被活捉。匪大队长杨海洲躺在匪兵死尸旁装死，也被我战士活捉。

这次战斗，共计俘虏匪师长张居、大队长杨海洲以下169名，击毙匪首李摆子、张嗣基以下235名，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长短枪等各种武器285件。

当大树坳战斗正在进行时，匪首吴海堂率领一部分土匪，企图增援麻阳坡之匪。他们狡猾地窜到我军后方新店坪一带进行骚扰，妄图牵制我攻击麻阳坡的部队，以解救大树坳之匪。由于我军早有防备，已提前派出一四O师警卫营一个排赶到新店坪，将这股来扰土匪击溃，保证了大树坳战斗的顺利进行。不久，这股土匪也被警卫营一连追剿，被迫投降。

大树坳战役，树立了湘西剿匪史上首次山地攻坚围歼股匪的成功典范；同时，这也是湘西地区首次对多达400余名惯匪进行围剿并取得歼灭战的先例。该战事赢得了湘西军区和湖南军区的联合嘉奖。10月11日，中南军区首长亦对其给予了通报表彰。通报中提到：“一三九师与一四O师的部分部队，相互配合默契，凭借周密的部署、迅猛的行动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芷江、麻阳、贵州三地交界处，成功歼灭了惯匪师长张居、李摆子以下四百余名敌人，特此通报表扬。希望继续发扬此次战斗的宝贵经验，争取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在大树坳战役中，芷江县四区新店坪等村的翻身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全区共动员民工、民兵200余人，协助解放军运送伤员、输送弹药、担任向导、保障后方安全等，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大树坳战役的胜利，为芷江、麻阳区域的局势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一股股土匪势力被彻底剿灭，而散落的匪徒则纷纷躲藏于幽深的大山与茂密的丛林之中，不敢轻举妄动。麻阳地区的惯匪聂焕章，孤身逃窜至贵州铜仁、玉屏等地，最终被我军四一七团八连排长慕容江率领的“飞行队”成功追捕并抓获。

1950年秋末至年终，部队再次发起针对边缘地区的剿匪大会战，分为南北两个战区进行。南区战斗在军长曹里怀的指挥下，于10月19日以每日行军60公里以上的速度，对绥宁、靖县以及雪峰山区的匪徒发起了突袭。我师第四一八团派出两个营组成的精锐尖刀队，从会同直取匪窝靖县县城。20日拂晓前，各路进剿部队抵达指定位置，展开猛攻，迅速占领了绥宁、靖县两座城池及匪徒据点十余处，共计歼灭匪徒500余人。随后，我军一四零师与友军协同作战，在绥宁、靖县及雪峰山地区构建了一个直径达120公里的包围圈，将6000余名匪徒一网打尽。经过连续的追击与围剿，至11月中旬，共歼灭匪纵队司令龙怀林以下5500余人，使得整个边缘区的土匪陷入溃散、潜逃和瓦解的状态，战役第一阶段宣告胜利结束。

第二阶段主要是就地铺开清剿散匪。11月中旬，我会同军分区集中九个连，将会同西南地区张伦麒、傅太和股匪包围，经十昼夜反复搜剿，歼匪1000余人。随后，我师又配合贵州部队围歼杨彪股匪于九龙山地区，经半月围剿、追击和搜剿，全歼该匪2500余人，俘匪首吴君庭。在此期间，我一四O师四一九团协同贵州镇远分区友军，将杨永清、姚大榜股匪包围于晃县南部，歼匪“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姚大榜以下2800余人，俘匪总司令杨永清。

绥宁与靖县的匪患被彻底剿灭，此壮举令蛰伏于通道县城，以“苗王”粟昌福为首的匪第十二纵队深感震慑。在巨大压力之下，该股土匪被迫派出代表与我军取得联系，表达出愿意归顺的意愿。12月初，四一八团进驻通道县城，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通道县城在和平的旗帜下获得解放，粟昌福所部随即改编为通道自卫队。然而，以原县长孙献廷为首的一批土匪携带武器，潜入山林与我军对抗。四一八团随即对他们发起了清剿行动。

经过超过20天的严密搜捕，成功将孙匪团伙的200余名成员悉数擒获，并缴获枪支300余件，从而彻底解除了通道县的武装威胁。

在这场针对边缘区的围剿行动中，至12月底，我军四十七军共击溃土匪两万余人，有效根除了湘西地区长期以来的匪患，成功解放了靖县、绥宁、通道三座县城以及众多边缘地带，让逾百万各族同胞摆脱了土匪与封建势力的长期压迫与束缚。

至此，我军四十七师在湘西地区已深耕一年有余。全体指战员秉承吃苦耐劳、连续奋战、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共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类枪支7.98万余支，各种火炮190余门；解放了湘西22个县，使350万湘西民众得以实现彻底的翻身解放。此举保障了二野向西南的顺利进军，彻底根除了湘西历史上的“盲肠”，挫败了蒋介石在湘西建立“反共游击基地”的企图。在剿匪的同时，我们还派出干部协助地方政府构建了湘西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并组建了三个军分区、两个独立团、22个县大队，共计2.98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力量。圆满完成了经营湘西的重任，赢得了湘西各级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赞誉。

湘西民众为永恒缅怀人民解放军为湘西地区人民争取翻身解放所付出的无私奉献与英勇牺牲，特地于原四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沉陵，以及原三个师驻地的辰溪、芷江、永顺等地，以及烈士英勇就义的地方，构筑了一座座剿匪胜利纪念塔、纪念堂与烈士纪念亭。他们频繁举办悼念仪式，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